都说教师是“园丁”，是“蜡烛”，是“春蚕”，是“人梯”，是“孺子牛”，是“教练”，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在作家们的笔下，活灵活现。

　　刘绍棠的《师恩难忘》里，田老师教四个年级，学校设在一座庙内，就他一个老师，十七岁就开始教书，口才、文笔都很好。他教国语（即语文）时，“每讲一课，都要编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在田老师那里学习四年，听了上千个故事，有如春雨点点，滋润着我。”如何引人入胜？文中讲了一对母子在路边的亭子里歇脚，孩子见花开茂盛，想折，妈妈说：“你折一枝，他折一枝，后边歇脚的人就看不到花儿了。”后来这里成了一座花园。看，多会教书育人的田老师、田园丁啊。

　　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是一位黑瘦，留八字须，戴眼镜，穿衣模糊，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的日本解剖教授，每次听他课的讲义记录，他都要鲁迅给他看，并从头到尾，都用红笔添改，连文法错误也都一一订正。文中说：“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虽然为了革命，鲁迅弃医从文，但藤野先生一丝不苟传授知识的态度一直在激励他“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梁晓声在《我和橘皮的往事》里，说他去校办工厂搞义务劳动，听指派干活的师傅说橘皮有平喘、减缓支气管炎的功效，他就“往兜里偷偷揣了几片干橘皮”带回家给被支气管哮喘折磨得喘作一团的母亲泡水喝，果然使她的剧烈喘息减少了，后来被同学告了，他立刻成了闻名全校的“贼”。直到班主任老师，一位清瘦严厉、戴600度黑边近视镜的中年女教师，休完产假来上第一堂课，察觉出他的异常处境，即“放学后她把我叫到了僻静处，而不是教员室里，问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我哇地哭了……第二天，她在上课之前说：‘首先我要讲讲梁绍生(我当年的本名)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贼。是我叮嘱他在义务劳动时，别忘了为老师带一点儿橘皮。老师需要橘皮掺进别的中药治病。你们如果再认为他是小偷，是贼，那么也把老师看成是小偷，是贼吧……’第三天，当全校同学做课间操时，大喇叭里传出了她的声音。说的就是她在课堂上所说的那番话……从此我又是同学的同学，学校的学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贼了。从此我不想死了…… ”这就是最称职的人民教师，能及时扭转一个孩子的恶劣处境，给他一条生路。真正做到了“以关爱学生为荣，以漠视学生为耻”。

　　莫言《我的老师》一文中的体育老师王召聪，在他“最臭”的时候帮他说好话。他因为说过一句“学校像牢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便成了“思想反动，道德败坏”的坏学生，付出的代价是学校给了严厉处分，只因年龄太小才没到公安局去。后来，他帮老师生炉子、喂兔子，帮老贫农挑水，不管怎么努力，在校领导看来都是“伪装进步”。直到“那天中午，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我便本能地将拖鞋提在手里，赤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王召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惊醒……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全校老师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王老师从一件小事就可发现“一个坏孩子”内心深处的善良。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没有教育不好的学生，只有不称职的教师。而在作家笔下的一个个鲜活的教师，都是学高、德高者。正因为他们为师为范，才成就了一个个大师级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