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民族，翻开历史的图卷，我们或许可以说：整个中国的社会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廉政建设的历史。纵观中国各个朝代的崛起与衰亡，被一条“廉则兴，贪则衰”的铁律所检验、印证。历史是一条长河，一面镜子，也是一部教科书。

　　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特别重视地方官员的廉洁问题。他把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造福百姓的事迹就被列在名下，然后经常对着这扇屏风，思考如何选择合适的地方大员，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他认为选择地方官员除了才能之外，尤其要注意德行。他不断对地方官员进行大规模的考察，贞观二十年（646年），刺史以下的官员中有千余人因政绩不佳受到　　惩处，七人因犯罪被处死。唐太宗成就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绝非偶然。

　　从唐太宗开始，后世许多朝代注重从制度建立上保证政治清明，同时逐渐发挥群众力量来促进反贪制度的顺利运行，明太祖朱元璋就属于这种善于“两手抓”。洪武时期的反贪惩腐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事先预防和事后惩治并举。明初把法制“宣传”寓于整个反贪惩腐中，如朱元璋一生颁布了许多劝勉官吏的文书与诰谕，如《臣戒录》、《醒贪简要录》，并亲自组织编写了《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选编全国刑事案件中的典型事例共236条目，其中有150条属于惩治贪官污吏的内容。二是坚持专门机构办案和发动群众相结合。他规定百姓可以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常熟县陈寿六等三人果真将贪官顾英绑缚至京面奏，朱元璋当即赏陈寿六银三十锭，还免除了他三年的杂役，并警告地方官吏，胆敢对陈寿六报复者，一律族诛。史载“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纵观历史，腐败现象如影随形地伴着社会变迁，不断出现改朝换代。历史学家吴晗对这种周而复始的现象作出这样的概括：“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腐败史。”当然，一部二十四史也是一部反腐败史。哪里有腐败，哪里就有反腐败。自古以来人民群众都是反腐败的，更是反腐败的主力军，通过有效反腐败，进一步证明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真正英雄。

　　李商隐在《咏史》一诗中写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纵观历史，中华盛世的实现总是和廉政反腐密不可分，廉政是政治清明的前提和保障，官员只有廉洁自律，才能恪尽职守，政府政令才能畅通下达，从而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我们再辩证地看问题，我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覆灭，与腐败息息相关。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腐败无疑是导致政权垮台的主要原因。无论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夏、商、西周、春秋，还是封建社会的战国、秦、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大多因治腐不力，导致政在腐中息。

　　从秦始皇一统六国到满清王朝的土崩瓦解，中国历经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其间政权更迭繁复，或生灵涂炭，或盛世太平。荀子有言“观往事，以自戒，治乱是非亦可识”，纵览世事变迁，俯察治乱兴衰，我们总能深刻地感受到，政治上清明廉洁与否，是维系整个政权兴衰存亡的关键。因此，“反腐倡廉”也就成了各朝代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的共同主题。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清醒地认识到，除了培养各级官吏的廉政素养外，还应采用严刑峻法对贪官污吏加以惩治，甚至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官吏考核、选任以及监督的有效制度。这三个方面，可以说，就是封建社会“反腐倡廉”的最主要措施。虽然有其不成熟的一面，但其中蕴含着的廉政思想和吏治经验对我们仍有许多值得“鉴戒”的地方。

　　首先看我国古代的“反腐”。在这点上，历朝历代采用最多的莫过于制定刑法。法家的创始人管子就认为“法者，天下之大道也”。明初为震慑官吏的腐败行为，“刑用重典”，颁布《大明律》，之后更是制定了一系列更为严酷的刑律。明初“刑用重典”是通过杀一儆百,“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以重典为手段，其目的还是教育各级官吏和百姓民众，使全国的臣民畏法、守法，最终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

　　古代反腐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对官吏的严密监察。最早的监察专员应该是刺史。西汉武帝时，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汉武帝为每州亲自指派一名刺史，并给予他们相当大的权力，以对所辖地区的地方官员进行考察监督。武则天也曾鼓励发挥社会的监督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承认民众拥有监督制约官府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正是在这种制度和机制下，监察官吏成为政坛上一支活跃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监察官员。如明初御史韩宜可弹劾丞相胡惟庸；嘉靖时期给事中吴时来，御史王宗茂、邹应龙弹劾内阁首辅严嵩、严世藩父子；天启时期左副都御史杨涟弹劾“九千岁”魏忠贤，都是明代监察官弹击奸恶的著名事例。

　　儒家历来推崇廉政，所谓“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晋书》曰：“王道治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所以，中国古代的吏治中，特别强调“廉者，政之本也”，因而也就形成了丰富的廉政思想。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因此对官吏的廉政教育尤为重要。首先在官吏的考核选任上，各个朝代都很重视考核内容和选拔的标准。从察举制察“孝廉”、举“茂才”，到九品中正制等，都十分强调官吏的廉政素质的培养。以科举制为基础的文官选拔制度也是古代官吏选任的一大创举。在这种考核的过程中，始终都在给官吏传递着为官廉洁清明的思想。如克己奉公，慎独自律；又如廉洁守正，淡泊物欲；再如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正是在如此的廉政文化熏陶下，历史上不乏清正廉洁的官吏。如岳飞“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的信念；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清代廉吏于成龙等。

　　盘点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多个鼎盛时期：文景之治、昭宣中兴、光武中兴、太康之治、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在华夏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个国家，腐败不除，无以立国；一个政党，腐败不除，无以立本。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就十分重视党性的纯洁，严防腐败现象滋生、严惩腐败分子作乱。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廉洁勤政、克己奉公的，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联系群众，鞠躬尽瘁，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真正做到了“朗如日月，清如水镜”，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光辉典范。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发展时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极少数人经不起考验、腐败蜕化的现象。针对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铲除腐败这一毒瘤的脚步，并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大力倡导公仆意识和廉政作为，在反腐倡廉的道路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同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作坚决斗争，持续不断。1952年2月10日，历经硝烟炮火的革命功臣刘青山、张子善因为腐败被枪毙，枪声振聋发聩。而后，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工作强力推进，为推进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总揽全局、运筹帷幄，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坚持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党中央着眼于新的形势任务，围绕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把抓作风作为“先手棋”，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重要内容，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坚持坚持再坚持，把作风建设抓到底”，使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紧实，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