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讲述者】李惟超：南洋模范中学退休数学高级教师。

【讲述者】陈烨芸：和衷高级中学青年教师，现任校团委书记。

　　高三时候，随着选科分班，超哥成了我们的数学老师。超哥姓李，只偶尔听同学喊他大名“李惟超”，但具体怎么写我们谁都不确定，反正南模不会有第二个超哥，让我们如此顶礼膜拜。

　　其实，比起叫“哥”，超哥更应该被尊称一声“爷”。一是因为他的年纪。据目测，他应该是学校最资深的数学老师，而且除了教历史的“太极樊”之外估计也是全校老师的哥，我们的爷爷辈。其次是因为他的功力和气场。南模的理科老师大部分是男的，而且都是很牛的男老师，比如高一开始教我们熊爸爸（熊晓东）号称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讲的题目非智力庸俗者能及，但所有这些大腕在我们看来都不及超爷有范。可是，我们最终还是把一位“爷”叫成了“哥”，可见我们当时是多么渴望进步，如此期待在数学思维上达到能与超哥比肩的地步。

　　犹记得高三超哥的数学课是规矩最多的课，搞得我们一个个都特别紧张，现在回想起来那也可能是激动。每次，刚响了预备铃，超哥就大步流星地走进教室，没像许多老师那样先往底下看一眼，也没让我们有机会把下课闲聊的最后一句话说完，就立即把书往讲台上一放，眼睛直看向后黑板，喊：“上课”。我们呼啦啦手忙脚乱地站起来，才发现糟了，忘规矩了。散乱是超哥最痛恨的，严谨的他平时常怒斥我们“散兵游勇”，从他呵斥时铿锵的语气里我们就知道他纠正的决心。于是，每天课前的起立问好就像他为我们准备的，类似军训时半夜的紧急集合那样狡猾的突击抽查。因此，每当我们中招，他断不会罢休，双手向下摆动，示意坐下重来。
　　当天的值日生会受到大家一次特别的注意，那时他们或许笃定，或许紧张，仅仅取决于他们有没有在课前记起下一节是超哥的课而特别用心地擦了黑板。超哥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就对黑板的干净程度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要求：以他一个巴掌拍在黑板上不能显出掌印为准。否则重擦。但有时，超哥也会舍不得花费课堂时间让人上来重擦黑板，他会自己很用力地在黑板槽边沿刮干净黑板擦，然后自己亲自动手三两下就擦干净。超哥除了课前问好和黑板要求之外，还有不少小“怪僻”，比如，课上不准转笔，水杯不要放桌面，第一排同学不能把脚伸出桌子等等。他以他自己的方式训练着我们这群“散兵”，以使我们尽快变成“正规军”。他是我见过最难糊弄的老师，是我见过最顶真的老头儿，可奇怪的是，我们一点也不烦他，反而觉得他认真得可爱，是呆板而可爱的超哥。仔细想想，其实道理也简单，也许就像大多数聪明的小孩都不讨厌对他们最严格的老师，聪明的我们当时也明白超哥的严格是用心良苦，是对我们额外的付出。况且，时至今日，无论我手上做着什么工作，我都时刻提醒自己要做“正规军”，且，对待学生，我也像超哥当年对我们那样时时以“正规军”的高标准要求他们。

　　除了许多规范性的要求，超哥的课本身也充满了挑战。我们的脑筋像绷紧的皮筋，一刻也不能松懈，因为超哥常常发问，问题都不简单。记得有一次，超哥讲到一道解析几何题目时，突然叫到我，问：“这题用什么方法？”我愣住。他提示道：“跟我昨天讲的一题是同类题。”我每天都认真听课，且知道超哥授课最精华之处就是常帮助我们把题型归类，典型的方法论者，是“授之以渔”的典范。但，那一刻，我多半是太紧张，傻站着说不出答案。超哥单手向下摆摆，示意我入座。超哥从不在问题上为难学生。他的问题虽会出其不意，但他从不怪罪我们答不出。如果答得上，他会很大声地两说两个“好”，然后摆手示意坐。如果答不上，就像我那一次，他常常会让学生坐下之后，自己烦躁地在讲台前走来走去，一般从最右边走到最左边窗边再走回来，一连两个来回。超哥走路很有“内容”。我的同桌有次上课在我耳边悄悄说：“看，超哥就像只火鸡一样在讲台上走来走去。”我爆笑，奉为经典。的确，超哥人高腿长，身材特别瘦却穿有点宽大的带大口袋的罩衫，走路时步子特别大，小小的脑袋向前冲，眼睛透过大镜片看着地面，嘴里不断念叨着：“这个题型讲过挖？讲过挖？讲过怎么忘啦？”，还真像在奔跑中的鸟类。不过，每次看到他摆出招牌动作，看到他为我们没学好而着急，我们还是会觉得有点愧疚。因为从他厚厚的讲义和工整的板书上（当时不流行PPT），看得出他一定很认真地备课。对于一个如此年纪的老师，精明的我们知道如此认真备课的其实不多。我们也看得出当时教我们的许多年轻老师都不如超哥勤奋，没这么认真的备课笔记。所以，现在，想起当初，我还会愧疚自己辜负了超哥，愧疚自己学得还不如超哥教得认真。也因此，当我现在的学生学习不认真时，我常常会说服自己对他们宽容的同时提醒自己切勿懈怠，因为我想起了超哥。

　　超哥一丝不苟的教学风格令当时的我感慨，令如今的我钦佩。我敬佩他，想念他，并且将永远记得我从超哥身上学到的：不仅对学生严格要求，更要对自己也有高要求。